几个导演作家来谈“工匠精神”

这五位分别是作家刘震云和张大春、导演冯小刚和陈可辛、以及北大教授戴锦华

6 月 18 日下午,在上海电影节的一场名为“用工匠精神打造中国电影”的论坛上,刘震云、冯小刚、陈可辛、戴锦华、张大春聚到了一起。在作家刘震云的主持下,几位围绕着中国电影以及它牵扯出的几个话题聊了大约两小时。

导演冯小刚提及他和刘震云拍摄《一九四二》时,沿着刘震云调查笔记《温故一九四二》触及到的地方走了一遍——三个月的路程中,他们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对所拍摄的内容有了身体力行的理解——冯小刚说,这是他理解的“工匠精神”,也是一种“最笨的办法”。

“但是大部分作者、编剧现在都是用最聪明的办法在做这件事。最聪明的做法可能是抄了近道。但是他不可能做出特别好的东西来,结实的东西来。”

作家张大春则举了他和香港导演胡金铨修改剧本的例子。胡金铨在拍摄一部春秋时期电影时,从剧本中纠出台词的错误令张大春印象深刻。那句台词的大意是“大恩大德容来生相报”,而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是没有“来生”这个概念的。而两人在修改整个剧本的时间上,花了八天七夜。

除了“工匠精神”这个有些宏大的话题之外,他们还聊到了不少具体的话题。

关于自己在电影商业和艺术之间的选择

导演陈可辛从来没有避讳过自己对商业回报的渴望。虽然在众多“北上”的导演中,他作品的票房不是最厉害的,却在商业电影领域中维持着较高的稳定口碑。陈可辛说他确实会考虑市场的需求,但因为最终拍摄的是自己主观喜欢的,所以仍然会保有创造力。

“我就不停地在整个市场上的大潮流里面不停地使自己更年轻,能够跟现在的观众接轨,去找到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我喜欢的东西,”他说。《亲爱的》、《中国合伙人》这些陈可辛近年执导的作品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个是我个人对工匠精神的一个应付和市场平衡之间应付的方法。”

冯小刚对自己风格的界定更决断,他说现在已经有了资本做自己想做的电影。他表示相对于很多导演先艺术后商业的导演之路,自己走了一条相反的路,“我是从商业片开始赚了好多钱,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拍我喜欢的东西。《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这些都不是市场的电影,现在拍《芳华》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电影。”

关于文字与电影

由于座谈会上既有作家又有导演,话题很自然地触及到了文字和电影两种媒介上。他们主要谈论了两点:从剧本到电影改编呈现上的困难,以及文字和电影本身不同的属性。

冯小刚认为小说文字的自由是转换中的一道障碍,他用了刘震云写《一九四二》剧本时用的“逃荒的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样的短语作为例子。他说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能够自行理解想象,但是如果作为剧本中的文字出现,导演很难做具体化的银幕呈现。

“所以文字是特别自由的。(又比如)‘冬去春来。’完了,这一句话。这个我们电影拍起来冬去春来是很麻烦的。所以把文字变成影象,确实是需要我们导演在这方面要想很多的办法。”

张大春把编剧的工作理解成为一种服务,它不是独立存在,编剧需要揣测导演的创作意图,“创作者不是自己当神,当老大,当债主,他不是发出命令的人。他是跟另外的其他所有的创作者互相在磨合着。或者他其实在这个中间是在学习的。”

戴锦华认为,人们在谈论文字改编的电影时经常作为评判标准的“是否忠于原著”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给了文字作品一个先决的位置,电影则变成了一个“由活动的肉体演员做的插图板”。

“我们要看到电影和文学,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媒介,是两种不同样式的艺术,毫无高下可分……讨论电影要讨论视听语言,讨论文学要讨论语言文字。”

戴锦华举例说,《我不是潘金莲》拍成电影后影响很广,但同样主题的小说上,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比《我不是潘金莲》更好,因为《一句顶一万句》语言自身更加出色。

这个谈论也很自然地引申到了 IP 上。

文学改编电影因为 IP 热而备受追捧,但这种以商业资本为先的考虑却是以创造力和作品质量本身为代价的。

“很多导演从文学当中获得灵感,从文学当中获得素材,但是这不意味着电影对于文学的依赖性,或者电影对于文学的从属性和次要性。这也是今天我们拼命膜拜 IP 极大的愚蠢和陷阱。我们总希望利益最大化,在电影的市场投入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们养育了我们的观众,养育了我们的市场,其实你们知道你为此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你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戴锦华说。

关于导演与观众的关系

谈到这个话题时,冯小刚的语气激烈了一些。

“刚才说到垃圾电影,是不是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有这么多垃圾电影,可能冒犯了在座的各位,”冯小刚说。“中国电影现在这么让观众吐槽垃圾遍地,一定是和大批的垃圾观众有关系。对不对?如果不去捧这个场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制片人也就不去制作垃圾电影了。往往垃圾电影票房还很高。什么叫尊重观众?观众跟导演是什么关系?观众是导演的上帝,这话多扯淡啊。在我看来观众应该是导演的一个对手,就是我怎么能够征服你,用我最大的诚意把这件事做好。我认为这个是对观众最大的尊重。”

戴锦华则表示,21 世纪中国电影的“越看越骂、越骂越看”以及“不烂不卖”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过这也不能全赖观众,“因为今天中国电影市场高度垄断,排片率决定一切。”另外,“中国观众不是在多元的丰富的电影市场之中正常成长起来的观众。所以我们的观众更被动的受到某种先在的选项选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不健康的,或者说怪现象。”

2016 年电影票房的刹车在戴锦华眼中是一个表明垄断排片破产的积极信号,说明即使一些电影获得高排片,观众还是做出了不看的选择。“或者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已经老道起来。而且由于整个网络,由于新技术和新媒体所培养的观众,我觉得分众的局面已成。”


题目和文中图片由腾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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