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关键阶段:华中战场激战正酣,武汉面临沦陷,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随之,大量入川的抗战物资滞留在长江枢纽港宜昌。枯水期到来前,十余万吨物资、数万人员必须由穿越三峡的船只安全转移至重庆……这一壮举让人想到了两年后欧洲战场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被世界知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宜昌,鄂西重镇


登上宜昌城南的磨基山,站在山顶眺望,江岸上大大小小的客运、货运码头熙熙攘攘的,一派繁忙景象。同一地点,若将时光回溯至上世纪30年代,宜昌已是一处船舶如织的江边港城,当时江滨一带还没有密集的高楼,有的只是一排排错落的飞檐式老屋。将老照片跟现实对比时,旧时风物已被无情岁月所剥蚀,被“高峡出平湖”后的江水所淹没。


清末、民国时期入川,长江水路几乎是唯一畅通的大道。宜昌以上的峡江航道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吞吐量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从中下游来的大船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才能继续溯江入川。


抗战前,宜昌一直是个乏人关注的鄂西小城,它上一次影响历史格局,是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公元222年,东吴将领陆逊在此火烧连营,彻底阻断了蜀汉军东进之路—宜昌当时的名字叫夷陵


宜昌文史专家朱复胜说:“夷陵之名是宜昌地貌最准确的写照。‘夷’是平原,‘陵’为山地,宜昌东部平坦低缓,西部地势陡峭,跨中国地势二级、三级阶梯的分界线。”正因为此,从宜昌入巴蜀之路从来都不好走。但是,内地大宗的人员、物资进入四川,这里又是必经之道。


“七七事变”后长江中上游开辟的水路航线图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当时已有内河航线要么受阻,要么沦于敌手,航运能力远远无法满足抗战需要。为增加水运能力,国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后方的水道进行了勘测。随后,一批新的内河航线陆续开辟,如三峡线、金沙江线、嘉陵江线、乌江线、沅江线等。宜昌大撤退中,新开辟的三峡航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史地图集》



危机


1938年夏天,当中日武汉大会战正酣、国民政府准备撤往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腹地时,夹在武汉、重庆两大重镇之间的宜昌,成为举足轻重甚至决定生死存亡的角色——浩浩荡荡的人流不断涌入这个长江上、中游的转运枢纽。


▲ 陪都时期老照片生动再现了“重庆大轰炸”

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实施了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敌机在这一时期对重庆至少进行了218次空袭。这座繁华的江城,遭受高强度的轮番轰炸后,市区、近郊多半化为废墟。图为西方记者于上世纪40年代初拍摄的照片,日军一次空袭后,江边吊脚楼被浓浓的烟雾所笼罩。


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注:未计流动人数)。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除了入川的,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军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


当时,人口只有10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数公里区域内,各种大宗物资堆积成山—它们并非等闲之物,而是全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


更让人心急火燎的是:再过40天左右,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这也意味着,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须在40天内运完!按照当时中国船舶的运力,这些物资转运入川至少需要一年


▲ 停靠在码头上的民生公司轮船


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是笼罩在宜昌上空的恐慌气氛。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到后方去,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


需要指出的是,“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中,不少人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工商界人士,荟萃了当时的各界精英


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另一作家叶圣陶也在人群中,他回忆说:“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他还以诗抒怀道:“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转机


正当众人陷入绝望时,事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转机。据民国经济史学者齐福霖提供的资料:至武汉沦陷(1938年11月25日),由武汉内迁的厂矿企业有304家,多数厂家运抵宜昌中转,一路溯江进入四川各地。那么,是什么神秘力量或人物,扭转了不利的局势呢?



▲ 卢作孚,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人,他1893年生于贫寒之家,读完小学就开始做活,后孤身到成都求学,先后从事教育、新闻事业。十多年的闯荡经历让他逐渐认识到实业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全力经营航运业。


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先生回忆道,卢作孚1925年在合川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从一艘运力仅有70余吨、从重庆至合川的小客轮起家,十余年时间发展壮大成为川江航运的主力军。1938年能够穿行三峡的船只,民生公司有22艘轮船,中国招商局有两艘轮船可以通行,这几乎是所有可以调动的运输力量。所以,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被寄以厚望。


1938年武汉沦陷前,素以实业报国为志向的卢作孚接受了国民政府委托的重任。


曾于1932年乘民生公司客船入川的植物学家胡先,对身形瘦削的卢作孚印象深刻:“虽不到40岁,看上去貌若五旬,须鬓苍白……办事的热忱,舍己为人的精神,处处都像个宗教改革家。”


除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还有另一个身份—上任刚半年的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作为实业家,卢本人十分淡泊名利,但这个危急时刻,还是应允了这个负有重任的职位,并接受了迫在眉睫的使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交通方式,将中国仅存的工业基础设施转运到大后方去。


1938年10月23日,当他抵达宜昌码头时,民生公司宜昌分部的办公楼外,挤满了急等购票入川、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办公通道已被购票者围起了好几圈。


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先生回忆说:“混乱局面下,父亲表现得十分镇定,他对那些争吵不休的人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或许受其诚意感召,躁动的人们突然停止了喧嚣。


当晚卢作孚立刻召集宜昌的民生公司员工召开了一次通宵达旦的紧急会议,以完成这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40天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


一夜间能产生奇迹吗?卢作孚和他的同事能想出什么对策呢?



惊心动魄大撤退


10月24日一大早,卢作孚从办公楼中走出。此时,门外已经站满了要求运货的客户和西行的旅客。让人欣喜的是,秩序比之前井然了许多。


他很快宣布了刚刚出炉的“三段航行法”,为最大限度节约时间,宜昌至重庆航程一分为三:


  • 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

  • 三斗坪至万县(今万州区)为第二段

  • 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大部分船只将货物运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宜昌,由三斗坪船只转运至万县或直通重庆。十分重要的物资,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回程船只运输出川士兵顺江而下,奔赴前线作战。


为躲避敌机轰炸,卢作孚又在中途设多个转运站,甚至临时增加了许多新码头。为了分担运输物资,民生公司又从民间临时征用了上千艘木船。


他估计,这种方法能在40日内将所有货物、人员转运完毕。


危亡年代的中国,这些船只成了一艘艘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黄昏前,两岸江边数百盏煤气灯迅速点亮,江水中的灯影摇摇晃晃。不到一天时间,第一艘满载人员、货物的轮船驶出宜昌港。


登上“诺亚方舟”的第一批乘客是“保卫中国同盟”收留的数百名孤儿。经历现场的乘客记述说:“汽笛声中,这些孩子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从10月24日开始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宜昌大撤退”就此拉开序幕。


▲ 抗战时“民康”轮运送物资支前后返渝

供图/民生公司研究室,图自《中华遗产》2009年4月


当时服务于民生公司的萧怀柱老人记得:“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宜昌港口就会开出六七条轮船,它们一到下午就会赶回来。显然,这些船进入奉节或万县就卸货返回了。这是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


卢作孚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述:“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


一个个难寝的日日夜夜中,卢作孚几乎每天都要在码头上行走,了解每小时每艘船的动向等信息。到了深夜,他还要跑到装货的码头,去查看船只情况。


▲ 水下险滩藏,空中敌机鸣

宜昌至重庆的航程近1000公里,光是险滩暗流就有数百处之多。一路上,敌机不间断地进行轰炸,负责抢运的船队每天都有损失。40天的大撤退结束后,民生公司有16艘轮船被炸毁,牺牲了116 名员工。


郑新是民生轮船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其父也曾供职于民生公司。熟谙峡江航运的老郑指着远处说:“从宜昌溯江而上,第一险要处是三峡东口的南津关,此地雄峰突现、江面突然由宽变窄、河床急剧转折。县志描述,‘船行江中、横来复去,乘风奋楫,舟莫能进’。再往上是灯影峡,20公里长的狭窄水面,江中的泡漩特别大。包括灯影峡在内的整个西陵峡,通航条件在三峡中最为复杂,整个峡区,峡中有峡,大峡套小峡;滩中有滩,大滩含小滩……”


除了暗流险滩,空中轰炸是另一个威胁。抢运开始后,民生公司船队每天都有船只被炸毁的消息传来,每天都有民生公司职员、码头工人、航道上的纤夫在日机轰炸中牺牲或受重伤致残。


值得一提的是,纤夫队伍里曾有一群文质彬彬的年轻人。


当时,任南京艺专教导处主任的曹禺,和一批师生坐三条大木船入川,见到纤夫的艰辛便主动加入了拉纤的行列。不久,纤夫照片登上美国报刊,世界各地由此得知:如此危急关头,这个东方的民族在用肉体与钢铁搏斗,古老的三峡航线还在顽强地搏动着。


转眼到了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宁静下来。经过40天的苦战,奇迹竟然如卢作孚预测那般出现了。“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2/3。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这是卢作孚在回忆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说的一段话。


事后统计,枯水季到来之前,卢作孚共指挥宜昌港输送了3万多滞留人员和2/3的滞留物资,这几乎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一年的运量。撤退结束后,站在宜昌码头的卢作孚深情地望着陪都重庆的方向。那些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器材和人员,已经撤退到大后方。


同时,当时中国的教育、商业、文化艺术等种种事业的精髓也转移到重庆。他深知,这些看似破碎的元素,将会在那里重新被组合,陪都的经济、教育、军事版图将被一一拼凑完成……


▲ 宜昌大撤退的终点——1944年的重庆朝天门码头  

供图/重庆出版社,图自《中华遗产》2009年4月



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中国宜昌大撤退两年之后,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也发生了一场类似的行动。


1940年5月底,英国动用861艘各类船只,经过9个昼夜转运,在德军飞机狂轰滥炸之下,将滞留法国小镇敦刻尔克的40多万军队转运至英国,此即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常常有人将卢作孚导演的宜昌大撤退视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是这样的说法是否缺少几分自信?


宜昌大撤退的持续时间更长,运输长度和难度更大——重庆至宜昌航道超过600公里,远大于英吉利海峡的航程,而三峡水道的自然条件也更为险恶。


敦刻尔克大撤退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我们大可名正言顺地赋予“宜昌大撤退”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不能忘记的人


时至今日,随着亲历大撤退的人渐渐老去,卢作孚的名字逐渐淡出历史视野……


十多年前,某著名电视台在重庆录制节目,主持人让众多明星嘉宾列举重庆的英雄人物,大家说出了秦良玉、邹容、刘伯承、江姐、邱少云……主持人则重点讲述了一个被忽视的人:“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人感到很陌生。毛泽东说他是不能忘记的人,蒋介石称他为民族英雄。他叫卢作孚。”


即便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重庆、宜昌两地依旧有人对卢作孚印象深刻。


重庆朝天门码头旁边,民生公司的衣钵被传承下来,卢作孚的航运事业还在继续。民生公司研究室的研究员项锦熙说:“普通重庆人对卢作孚最深刻的记忆是,在他之前,川江上没有中国的机动轮船。”


在重庆北碚公园,常常有一群民生公司老职工的身影。他们在盖碗茶的清香下,不时地说起陈年旧事,如卢作孚在最艰难时期如何修建职工宿舍,又如何在宜昌大撤退中指挥若定等。他们口中,卢作孚从来不是“卢老板”、“卢总经理”,而是——卢先生。


▲ 卢公已仙去,睹物又思人
卢作孚是大实业家,却以清贫著称。他的重庆老乡、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一文中说:“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图中是卢作孚先生的孙女卢晓蓉女士,在家中,卢女士向我们说起了祖父跟晏阳初先生的往事。


此外,卢作孚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事迹还有:航运领域,他能在外资横行的年代,让民族运输业崛起,并占有一席之地;教育领域,他将北碚辟为乡村建设实验区,将落后乡村变成人才荟萃的“世外桃源”;做人方面,作为中国大实业家的他,在公司内拥有极少股份,生活简朴而清贫……国民党元老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评价卢作孚“绝顶聪明”,“极富创造力”,“国人应当敬重”,几乎是没有缺点的“完人”。


▲ 图自《中华遗产》2009年4月 



卢作孚身后留下了厚厚的文集,大篇幅内容述及抗战纪实、企业管理、教育普及等种种内容,唯独没有详述的,是他自己的生平。

(本文转自中国国家地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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