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工艺,肉身尺度

弓箭的发明可追溯到黄帝时代,“后羿射日”的传说广为流传,可见人们自古以来对弓箭的重视与喜爱。如今,北京“聚元号”可以说是国内目前能够完整保留传统弓箭制作技艺的弓箭铺。


2006年,“聚元号”弓箭的制作手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福喜是北京“聚元号”弓箭铺的第十代传人,也是唯一的传人。杨福喜还记得,官方消息公布那天,杨福喜的父亲——“聚元号”第九代传承人杨文通刚去世三天。


△已经六十多岁的杨福喜穿着一双满族摔跤鞋,一身黑色传统中式服装,拉弓时仍健壮有力


在北京东四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曾经汇聚了几十家制作、经营弓箭的店铺,人称“弓箭大院”。


最早的时候,这里是清代皇家特设的兵工厂,这里生产的弓箭是皇家专有,从业者多是皇亲,大多是满族人。弓箭上交兵部、礼部、户部,不能对外销售。


清末,弓箭作为兵器被洋枪洋炮取代,弓箭大院也变成了民间作坊。到民国时候,弓箭大院里只剩“聚元号”“天元号”“广生号”“隆生”“全顺斋”“天顺成”等几家。


后来,弓箭需求量逐渐减小,弓箭大院的人大多转行。如今还能找到的做传统弓箭的手艺人,大约就剩“聚元号”了。


从弓箭大院到私家作坊


杨福喜在弓箭大院生活到8岁,1967年大院拆除,如今早已物是人非。


满族是马上的民族,弓马骑射必须娴熟。杨福喜讲,满族男子从一落生,床头就得挂一张弓箭。


“现在的满族已经不这样了。孩子们都抱着电脑和手机不放。我儿子也爱玩电脑,让他射箭,他也去,马马虎虎。”杨福喜对这一代满族青年有点失望。


说这话时,杨福喜仍穿着一双满族摔跤鞋,一身黑色的传统中式服装,白胡子、白头发,六十多岁的人,声音还是像青壮年。


讲起“聚元号”的历史,得从杨福喜的爷爷杨瑞林讲起。


杨瑞林的父亲也从事弓箭制作行当,但去世很早,他18岁时就在堂兄的“全顺斋”弓箭铺学手艺。后来离开“全顺斋”,恰逢“聚元号”因经营不善,决定变卖店铺,开价40块大洋。杨瑞林凑齐钱,盘下了店。原来“聚元号”只卖弓箭,在杨瑞林的改造下,又增加了弩弓、旦弩、袖箭、匣箭、箭枪等品种,使经营面扩大,买卖也做活了。


1949年以后,“聚元号”弓箭销往国内外的订单量一直很多,订货最多的是蒙古国。当时,北京市进出口公司与“聚元号”签了长期合同。


后来,国家号召“公私合营”,杨瑞林带领全家成为首批加入公私合营的单位,成立了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厂。


弓箭经营衰微是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到了“文革”时期,弓箭做不下去,杨家八口人都改行做起了乒乓球拍、象棋、羽毛球。


看到这种情况,父亲杨文通非常失望,毅然离开了体育用品厂,另找个单位做木工。辗转了几处后,进了北京市水利局,多年后退休。


以眼为尺,以手为度


杨福喜说,中国这种传统弓箭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筋角木反曲复合弓”。从名字就能看出制作弓箭所需要的主要原料:筋是牛筋,角是水牛角,木则多用产自江西的毛竹,这种竹子比较粗壮且结实耐用。


△用于制弓的水牛角。牛角大部分来自越南、缅甸等国家。


杨福喜后院的仓库里存放着大量材料。其中有一屋子水牛角,它们大部分来自越南、缅甸等国家。


如今国内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南方用牛犁地的也不多,牛角反而成了稀罕物。能用在弓上的水牛角,长度至少60厘米以上,也就是五六岁水牛的角。但水牛一般长不到五六岁,就已经进了屠宰场。


如今,市场上一吨水牛角大约有350-400只,能够做弓箭的,最多能找出十几只,有时甚至连十只都选不出来。


做传统弓箭,要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几乎没有具体数据可供参考。


杨福喜说:“弓箭制作全凭工匠的技艺和经验,必须师傅手把手地教才能学会。像木材、桦树皮、牛筋、牛角等,没有一个一模一样,无法像现代工业那样用卡尺或者天平计算使用多少材料,只能用眼睛看、用手摸。”


△形似斧头的制弓工具。据杨福喜说,这种工具只用于做弓,每个人用力、手法不同,一般一把工具只一个人用,一用几十年。


也有年轻人做弓箭用新材料替代老材料,也方便、好用。比如有人用某种进口胶替代了传统鱼鳔,杨福喜也觉得效果好,价格也便宜,但他没有这么做,原因是“我得传承传统手艺”。


过去,中国弓箭制造分南北两派,南派“总部”在四川成都,传统是一家店只做弓,一家店只做箭。而杨福喜传承下来的“北派”则可以一家店同时制作弓和箭。但做弓、做箭要分开,还有一个师傅负责画活,三个人一辈子都要相互配合,但从不掺和在一起。


△制作完成的箭。


杨福喜说,过去招徒弟,一次都招三名,分配在这三个岗位上。画活最难,需要天赋、创意,所以画活师傅薪水最高,民国时一位画活师傅一个月工资是一块二大洋。做弓师傅是一块大洋,做箭的则是七毛。如今,杨福喜一人可以做完所有步骤。


做弓箭最好的时间是夏半年,冬半年天冷,材料不够柔韧。制作一张弓,需要200多道工序,大体可以分为“白活”和“画活”。


“白活”指制作弓的主体,首先用竹子制成弓胎子,两头插上木销子,外侧贴上牛角,内侧贴上牛筋,弓的主体就成型了。


“画活”指装饰弓箭,要用桦树皮和珍珠鱼皮把弓包起来,涂上颜色,再画上图案。


△磨箭工具,帮助把箭头磨圆。


一个匠人一生能做多少张弓?杨福喜给我算了笔账:“如果一个手艺人能从二十几岁开始做,做到老大概做不了一千张好弓。如果我一个人做,从40岁开始,这一生能做几百张弓,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百张我做的弓。”


“申遗”之后的变化


杨福喜从架子上取下一张制作精良的老弓,弓身舒展匀称,刷成红、黄、绿三色,弓的正面绘有龙纹。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只见弓的内侧,刻有“道光三年毅甫制”。


他说这张弓是“聚元号”掌柜为纪念弓箭铺成立百年特制的。“文革”时,为避风险,杨家人曾把弓锯成两段,藏在柴垛里。


△杨福喜工作室中挂着一幅康熙射箭图,他很喜欢图中的弓,给自己做了一张一模一样的。


在开工作室之前,杨福喜也一度远离弓箭。1998年初,《北京晚报》刊登一条消息,国家射击队在北京西山的八大处射箭场举行射箭比赛。看到这条消息,父亲杨文通便和杨福喜带上家传的一张老弓赶到八大处。


父子俩到了才发现射箭队所用的弓箭都是国际弓,现代弓虽然好用,但缺少了文化味儿。


他们把祖传老弓拿出来给在场的专家看。恰好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还有时任国家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老师在场。中国传统弓箭让徐教练眼前一亮,他说传统弓箭是“国粹”,绝不能失传,一定要想办法恢复生产。


之后,父亲杨文通在朝阳区租借了一间平房,省吃俭用购买材料,利用业余时间教儿子制作弓箭。原本就有木工基础的杨福喜学得很快,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学成。沉寂了几十年之后,“聚元号”重获生机,杨福喜也重归家族手艺。


△杨福喜打量自己刚刚做好的一把弓。


但销路也是问题,销量最差的时候,店里积压了几十张弓,全靠妻子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一家人几乎要放弃了。


突然有一天,时任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前来拜访。他一直在学习中国射箭技艺,并收藏弓箭。他对杨家制作的传统弓箭爱不释手,一口气高价买下杨家父子刚制作好的20多张弓,还帮“聚元号”建立起英文网站。很快,国内外的弓箭爱好者都找上门来。如今,顾客一般需要提前一年订货。


现在杨福喜制作的弓箭,主要是满足一些博物馆收藏、展示的需要,也有部分出售,购买者大多喜爱弓箭制作工艺或射箭,或者作为民间工艺品收藏。


△倚墙而立的架子上放着一排弓,图案各有不同。


“与国内不同,国外顾客买弓箭多为打猎。韩国朋友告诉我,韩国的许多公园内都有射箭场,人们大都使用有民族特色的弓箭。射箭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在国内却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射箭场所。”


问起杨福喜,列入“非遗”前后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变化,他说:“我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说点儿实际的,原来卖两千块别人都嫌贵,现在一说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别人说,才三千多块钱真便宜啊!很多人想方设法地想获得‘非遗’的名头,除了文化传承方面的考虑,也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是吗?”


(本文转自世界遗产地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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