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巴黎

从法国巴黎到中国有多远?


黄嘉略来到了异国,在漫长的客居生活中,有一个回国的机会向他抛来,有支商队希望他能随行到中国帮着商洽,而他也想为自己争取一次回国的机会。


在一个月的等待煎熬之中,他终于等来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答复:不行。面对这样的结果,他在日记里只写了一个“好”字。


时间是1714年2月27日。这一天,似乎是他去国之后离祖国最近的一次,也恰恰是最远的一次。这一天,距离他第一次抵达欧洲已经过去了12年。整整12年。


△巴黎左岸俯瞰。1716年10月13日,黄嘉略病逝于法国卡耐特街寓所。

截图取自《世界遗产地理》第32期


罗马之行


说起来,黄嘉略的欧洲之行并不是一个中国人的行走就能解释清楚的。


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始终是罗马教廷和在华欧洲传教士的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对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成效并不大,所以当时就有让年轻的中国教徒跟随欧洲传教士同去欧洲,在那里的教会学校或修院中学习,若干年学成获得神职后回国。


17世纪的沈福宗、郑玛诺等人都是去欧洲的此类中国年轻教徒,18世纪的黄嘉略同样是如此。


17、18世纪之交,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在罗马教廷内又一次甚嚣尘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到了生死关头。就在这个背景下,传教士梁弘任返回罗马处理与“礼仪之争”有关的事宜。而与他随行的有两名中国教徒,一名是李若望,另一名便是黄嘉略。


1702年2月17日,梁弘任、黄嘉略一行在厦门登上一艘开往英国的船。八个月后他们抵达伦敦,在万圣节前夕又到了巴黎。他们一行在位于巴克街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待了两个月后登上了去往罗马的马车。


△圣彼得大教堂内的圣象。在罗马的日子,对黄嘉略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是一次梦寐以求的朝圣之旅。摄影/金建辉


黄嘉略在罗马的三年时间相对轻松,除了陪同梁弘任出访,他几乎走遍了罗马城内的宗教场所。他几乎天天去教堂做弥撒和瞻礼:有时候在圣格肋孟大教堂,有时在圣安德肋教堂,有时候在圣若翰大堂,更多的还是去圣伯多禄大堂(圣彼得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的华盖和天顶画。摄影/金建辉


1705年,罗马教廷关于“礼仪之争”逐渐产生了最后的定论,黄嘉略也随梁弘任离开罗马,回到了巴黎。


在罗马的三年,也许是黄嘉略生命中最纯粹、最自在的日子,他沉浸在信仰之中。如果说,这三年的时光有唯一的不幸,那就是他染上了肺结核。


按理说,完成任务的黄嘉略在欧洲的使命已经结束,到了他返回中国的时候。


定居巴黎


黄嘉略想留在巴黎。


“礼仪之争”之后,中国遭遇了传教事业最大的挫败。中国的康熙皇帝在得知罗马教廷的真实意图后非常恼火,于是对在华的传教士下了“逐客令”。


而此时得到消息的黄嘉略在自述中写道:“中国的事情即使不是越来越糟糕,至少也是丝毫不见起色,我于是决定在法国定居,以免我的信仰处于险境,因为在我的国家中,基督教徒们不知道该向谁请求保护。”


他想维护自己宗教的纯粹,不过,这一想法分明是与梁弘任的初衷相左的,只是黄嘉略坚持留下,并且他的中国人身份还是让巴黎乃至法国都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尤其是黄嘉略在结识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之后,经过比尼昂的引荐,黄嘉略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


法国人对黄嘉略的态度却映衬了当时整个法国的一种文化焦虑:他们不仅在汉学的研究上落后于德国,而且对汉语的认知存在恐惧,更是在日渐展开的海外贸易中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人才,直到他们等到“罗萨利主教(梁弘任)带来了黄嘉略”。


傅尔蒙,法国第一代汉学家,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的合作人,他曾经说:“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是一件人人关注的事。”


除了傅尔蒙外,还有最早与他合作编撰《汉语语法》的弗雷莱、天文学家德利尔,以及一个叫孟德斯鸠的年轻人都与黄嘉略在巴黎时期有过频繁的交流。


定居巴黎是黄嘉略生命的一次转向,接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任命更是他职业生涯的一次转向。


后来,他在巴黎结了婚,娶了一个当地女子为妻。黄嘉略在自述中说:“为了今后不能再自己做主改变决心,我甚至结了婚。”


由此可知,结婚对黄嘉略来说无非是想给自己更多的羁绊,他想留下,至少在这里没有人干涉他的宗教信仰,他也可以完成更多关于中国及汉语的书写。


在巴黎十多年的时间里,黄嘉略完成了更丰富的历史的书写,也打开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大门。


梦想幻灭


中国就像一个琳琅满目的盒子一般,令法国人如饥似渴地想找到打开它的钥匙,黄嘉略也想成为那个开启者,或者他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弥合自己身上的那种撕裂感。


1711年,黄嘉略遵从比尼昂的指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上。比尼昂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并不在乎作为学问的汉语,他在乎的是让法国人可以掌握一种学习汉语的路径,这样无论传教士还是商人都可以在远行之前学到基本的汉语用法。


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虽然当时的条件所限,黄嘉略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只好先后跟着弗雷莱和傅尔蒙学习法语语法,然后再把没有语法习惯的汉语装进这种西方的语法体系中去。


黄嘉略深知这种嫁接的局限,因而在他编撰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更多介绍的是中国知识。


在一定意义上,编写《汉语语法》是黄嘉略一次强行为之的努力;而当他准备《汉语字典》编写的时候,黄嘉略似乎找到了一种真正的释放。从选字、设置词条和释义这三个方面来看,他不仅考虑了法国人的需要,更适当地介绍了有关中国的常识。


比如他在解释“山”这个字时,不仅指出中国有五座名山,还说了其中最著名的泰山,更书写了泰山的多重含义,还引出关于泰山的谚语,所述详细、实用。


非常可惜的是,一直饱受肺结核困扰的黄嘉略在编写完《汉语语法》之后倒在了书桌旁,他未竟的事业,也随着他的死去而凌乱散去,无论是《汉语语法》还是《汉语字典》,在今天都只剩下些许散碎的篇幅。他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从东西方的世界中消失,在其后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无人提及。


当我们回想黄嘉略那唯一一次就要返回中国的机会,不知是否可以说,中国已经是他永远无法回去的故乡。他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精神指向,都已经化为一个又一个文字,献给了巴黎,献给了法国。


汉学家史景迁曾经这样哀叹:“黄嘉略的那个梦想,那个中西交流新纪元的梦想,就这样,像流星一样在瞬间划亮了天空,又在瞬间熄灭了。”而他葬身何处,甚至都没有记载,更没有墓地。

 

黄嘉略病逝于法国巴黎卡耐特街寓所,时年仅36岁。


参考资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本文转自世界遗产地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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