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七年都是“全球最宜居城市”,墨尔本做对了什么?

作为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拥有许多先天优势,但即便有连续7年的成就,并不代表一座城市的发展就达到最高阶段。成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还需要“后天努力”。

15岁出国的宋丹子去过不少地方:她先在新西兰念高中,后又去墨尔本接受高等教育,因为研究项目,她在日本和美国旧金山也住过几年,最后还是决定回到墨尔本。

日本生活充满压力,宋丹子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半夜12点,周末还得加班。“那里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加州似乎要轻松许多,但优秀人才太多,不拼命抓住机会,其他人就会抢先一步,压力并不比在日本时要小。新西兰则是另一个极端,因为经济发展还是以农业为主,人们的工作生活比较闲适。

“最终回到墨尔本是因为这里的氛围刚刚好,工作和生活都能兼顾上。”

同在澳中科学家创业协会的会友王宇飞也有相同感受。他在墨尔本创立了一家与石墨烯材料生产相关的企业,与来自中国的生产商合作,开拓该材料的商业化应用。

“乍一看这座城市,似乎没那么多特牛的地方,机会也不像加州或者北上广深那么多,但均衡下来你会发现,生活舒适度高,城市也在尽可能为个人发展提供帮助。当我国内的同行还在应付领导和繁琐审批流程时,我则用更多时间专注在技术产业化上,效率并不低。”

为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让居住者能获得工作生活平衡,一座城市要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但想要成为“最宜居城市”,这些还不够。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为此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评估标准,宜居城市们不仅得让居住者幸福感爆棚,还得具备肉眼可见的硬实力。比如,城市的安全稳定性(Stability)、居民的医疗健康(Healthcare)保障、文化与环境(Culture & Environment)、教育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

拿这些标尺度量后,墨尔本在2011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它在这位置上一坐就是七年,打破此前由温哥华创下的六连冠记录。

作为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拥有成为“宜居城市”的先天优势。气候成为该城市拔得头筹的优势,南太平洋的暖流带来温和的气候条件,为宜居提供了不错的环境支撑。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掘金运动,将移民文化植入该城市的发展轨迹之中,文化包容成为一项传统。得益于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墨尔本受恐怖主义的威胁要比其他城市少得多。经济学人智库认为,即便在澳洲境内,墨尔本的安全状况也要比第一大城市悉尼更好。

但即便拥有这些先天优势,想要打败竞争对手拿到“最宜居”的Title也不是那么容易。教育、医疗健康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后天素质”更能看出一座城市到底够不够格。

令人惊讶的是,墨尔本似乎做得都不错,在建立“宜居”城市思路上,它还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的思路,甚至将“宜居”的荣誉发展成城市卖点,为促进贸易往来招揽更多新生意。

邮编“3000”计划

1980年代的墨尔本市区,到了夜晚会变得空荡荡。上班族们纷纷回到市郊的住所,只剩下冷冷清清的街道与空置的办公楼。当时墨尔本城中心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写字楼,但维州经济并不景气,企业对办公室的需求远低于市场供应。

为了城市发展,墨尔本市政府在1992年开始一项激励性的城市复兴战略——邮编“3000”。其内容是将许多旧办公楼改建成公寓,一来是适应墨尔本不断增加的学生人口,同时也为城市聚集更多人气,让它变为24小时不夜城。

2000年左右,市中心CBD的住宅建筑开始急速增多,城市中出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地标性住宅大楼,包括2006年建成的南半球最高住宅——尤里卡大厦(Eureka Tower)。

公寓数量增加,不仅带来人气,围绕人们衣、食、住、行和娱乐的消费产业也发展起来,最明显的是城市里酒吧、咖啡馆和餐厅数量猛增,这里不再只是上班族们挣钱的地方。

土生土长的墨尔本人Amanda Caples贡献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

“在1960年时,整个墨尔本只有两台浓缩咖啡机。在我童年印象中,墨尔本就没有几家咖啡店。但现在你看,咖啡店到处都是,咖啡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必需品,变化就发生在这二、三十年间。不仅得益于政府的发展战略,还要归功于把咖啡文化传进来的意大利移民们。”

从数字上来看,这项战略也颇为成功。据维多利亚州规划局战略执行总监Rachel Dapiran介绍,1991年墨尔本CBD的居民人口仅为3592人,但2016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37325人,25年间增长了近十倍。

许多摩天大楼都是在过去三四是年间建成,Dapiran认为这些集工作、生活和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型区域,明显提高城市的宜居程度,也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

这一传统仍在继续,政府部门的目标发生着微调。Dapiran告诉界面新闻:“对于现在的墨尔本来说,我们需要在市中心建设更多的办公大楼和商业空间,如Arden这类新商业区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 在蓬勃发展的知识产业中提供就业机会。”

头部产业与全民福祉

变化的不只是CBD,这座城市的聪明之处在于懂得如何将有限资源集中起来。毗邻皇家墨尔本公园、位于北墨尔本的三公里中央商务区帕克维尔Parkville是另一处例证。

这里的墨尔本生物医学区拥有160多年历史,见证了许多“第一”——墨尔本的第一家综合医院、第一家儿科、妇科、眼耳鼻喉专科医院,以及墨尔本第一所大学都始于这片区域。它还拥有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医学研究机构霍尔医学研究所(The 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以及莫纳什大学的一个分校区(前身是维多利亚州药学院),后者的药学专业在2017年QS榜单上排名全球第二,紧跟哈佛之后。

别小看了机构的密集程度,频繁合作正受益于此,研究所、大学和医院形成“结伴式”发展。在该区域,对病例的研究成果很快转化成临床应用、医学生的实践机会相比其它高校更多,患者的健康保障也随之提高。

生态圈的价值显现出来,政府借势在该区域推出集中发展规划,成立墨尔本生物医疗园区(Melbourne biomedical Precinct,简称BMP),引入不少像澳洲最大生物技术公司CSL这样的企业,生物医疗成为墨尔本的头部产业。

这对宜居城市的意义重大,对城市居民而言,医疗保障往往是安全感的底线。得益于头部产业的发展,惠及普通居民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人工受孕技术和宫颈癌疫苗普及就是其中代表。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0年曾发布过一组数据,全球有4850万对夫妻尝试5年怀孕但仍不成功,不孕症可能在此100年内成为仅次于癌症、心血管病之后的第三大疾病。有数据称,在澳洲每六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有不孕症的困扰。

位于墨尔本的莫纳什助育中心(Monash IVF),在197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第一个试管胚胎,此后该机构开始专攻不孕症的研究。人工受孕和试管婴儿技术随后在澳洲普及开。政府还加大补贴,接受该技术受孕的夫妻通过公费医保之后,只需自行支付约5500澳元。

一度流行的宫颈癌HPV疫苗也起源于澳洲,首支HPV疫苗Gardasil就是在墨尔本研发成功,后在美国和香港地区广泛应用。实际上,在该疫苗被研发(2006年)后不久,澳大利亚从2007年就开启了国家性的接种计划——全澳中学在校8年级学生(12-13岁的男孩或女孩)都能免费接种。今年初,刚上市的九价疫苗Gardasil 9取代此前的四价疫苗Gardasil 4也开始普及。

从巨额的财政拨款来看,这座城市的生物医疗受到偏爱。全澳大利亚对生物医疗的研究拨款,有40%投入到维多利亚州,主要被墨尔本的MBP和莫纳什大学所瓜分。墨尔本政府因此新建地铁线路,使人们可以更便利地前往园区就医。

规划局战略执行总监Dapiran这样评价到:“研究机构、公立医院和大学紧密相连,产生了集群效应,这不仅创造广泛合作和意见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创新技术的发展,还有效扩展了市场空间,当然也为墨尔本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科学家们

人们的幸福感往往取决于身边人,如果邻居们素质高,你的生活体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聚集的研究机构给墨尔本带来了全球高端人才,这是城市的一笔财富。重点是,无论肤色和文化背景,这批外来群体想干的事情很容易获得支持。这座城市很明白,不管是研究项目产出了成果,还是创办的企业挣到了钱,所有人都将因此受益。

1994年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开始一项特殊的讨论——在学校成立中医学系。来自中国的薛长利被推到前台。他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当时RMIT里为数不多、有中医背景的教授。他被任命为该系系主任,此后20多年将中医学科在澳大利亚广泛传播开来。

薛长利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认为,是时任校长Professor David Beanland的魄力给了他偶然的机会。因理工科而闻名的RMIT,刚刚发展起生物医学学科,起步要比墨尔本其他高校慢,拓展新领域很关键。“David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学者,他认中国将是21世纪发挥相当影响力的国家。中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1990年代的墨尔本还没有一所公立学校开办相关专业,但人们对中医兴趣在上涨。另外,尽管每年政府将税收的26%用于医疗保健,但老龄化和慢性病一直困扰人们的健康问题。澳洲在90年代初,对辅助性医疗进行了定义,中医成为其中一种。

在随后的几年,薛长利组织团队翻译教材,邀请科学家们来搭建科研团队。稍有研究成果之后,资源们慢慢找上门来。当时的中澳商会会长捐赠给RMIT一笔经费,薛长利借助在世界卫生组织担任顾问的人脉,邀请全球传统医学界的900位行业专家召开一次研讨会。“那次大会对我们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很有帮助,我们因此积累一个12000人的数据库。”

聊到自己的成就,薛长利认为城市提供的氛围很重要。“如果想在学术上取得成功,你必须选择一个很好的科研环境,即便压力很大,但机会也能随之而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也在墨尔本找到自身价值,他们还成立一个澳中科学家创业协会,集结不少像宋丹子和王宇飞这样的年轻科学家。

“我们其实都有本职工作,像宋丹子正在莫纳什大学做艾滋病疫苗相关的博士后研究,去年她成立自己的公司,从事远程医疗培训。而我自己此前也在墨尔本大学读博,之后创办企业。这个协会就是希望对创新创业有想法的人聚在一起。”王宇飞发现,墨尔本和北上广深不同的创业氛围存在优势互补之处,给在这里的中国人才们更多发展空间。

国内的创业热情、投资额度要比澳洲高得多,但墨尔本也有自己的特色。以注册公司来说,在这里申请执照或注册企业只需要个人提交合理证明即可,而在国内,则需要一级级的审批,投资款项的申请更是如此。“如果把这里的高科技优势和国内热钱结合起来就好了。”王宇飞感叹到。

无论如何,科学家们总能得到优待。政府部门还专列“首席科学家”来指导城市发展,这点更有象征意义。

具有药理学背景的Amanda Capels在两年前成为墨尔本的“首席科学家”,那时起,她开始思考自己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哪些附加价值。

“这个岗位在澳大利亚其他城市也有,但更像是名誉角色。墨尔本则不一样,它的智力资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Capels现在的主要工作不仅与教育部打交道,想方设法增加学生们学习STEM专业的热情,还得与交通、车辆管理部门合作,为城市新建的地铁线路提供智库支持。“我们将投标公司和大学工程学院建立联系,他们合作出一系列的方案,让政府更明智的搭建公共交通系统。”

保持咖位的困扰

如此看来,拿下头衔的墨尔本的确有两把刷子。墨尔本市长多尔(Robert Doyle)曾在蝉联最宜居城市的称谓后说:“这一世界纪录是所有墨尔本人都应深感自豪的傲人成绩。”

但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称谓而感到兴奋。宜居和发展之间的平衡往往难以把握,有时还会相互掣肘。

一些更为现实而深刻的挑战困扰着这座城市。今年3月,普华永道发布一份城市发展报告,该机构合伙人萨克斯认为,现在的墨尔本存在这样的尴尬:距离城区越远,机会就越少。资源分配的倾斜,拉大内城外城的差距,无论就业、医疗、教育还是交通服务上,外郊都显得尤为不足。

人口增长让问题变得更为棘手。澳大利亚《时代报》曾就墨尔本的宜居度做过一项读者调查,一位读者这样做出反馈:“十年前,我可以在车站旁停车,火车上总是有座位。 五年前,我在车站旁边一片未铺砌的场地找停车位。 两年前,我不得不跑到车站周边的街道停车。现在,连街道也停满了,我必须在距离较近的车站停车,然后走一站路去火车站。”

按照人口增长速率计算,30年后,墨尔本的城市规模将接近目前的伦敦和纽约。而该城市的CBD也将扩张到North Melbourne、Footscray和Fishermans Bend,就像读者反馈的那样,人们在交通上所要花费的时间将增加。

这也是规划部门坚持“大兴土木”的原因。“我们目前市中心的轨道车站Hoddle Grid建成于1837年,多年来一直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然而,这样一个.6*0.8 km的区域已不足以为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地带服务——我们需要扩展它。”Rachel Dapiran对界面新闻评论说。

即便有连续7年的成就,并不代表一座城市的发展就达到最高阶段。墨尔本政府在去年提出一项“2017-2050战略”或许能说明这个城市对自己的定位。

计划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需要明智地计划和投资,为了适应更多元化和更老龄化的人口特点、打破城市扩张和拥堵之间的矛盾、解决住房负担能力的问题、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并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社会和经济机会。”人定义了城市,而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接受城市需要不断进化的事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本文转自界面网)

移民

评论(0)

游客

加载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