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看的新冠疫情图,不仅是数字,背后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

他们知道,他们制作的不是疫情高清晰度快照,而是新冠肺炎不断变化的轨迹的草图。


自1月启动以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新冠病毒资源中心的规模和受欢迎程度均呈爆炸式增长,获得了数百万的页面浏览量,并在新闻报道和日常对话中频繁出现。不过,该大学团队仍然有一些疑惑:这些数字能否真正把握这场大流行病的范围,以及公众和决策者能否着眼大局。他们知道,他们制作的不是疫情高清晰度快照,而是新冠肺炎不断变化的轨迹的草图。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8日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1000万。(图片来源:疫情地图截图)



《华盛顿邮报》报道,病例数量始终是不一致的。各国报告的惯例不同,甚至州与州、县与县之间也不同。如果未能将病毒与其它因素(例如地区、种族、医保使用状况等)关联起来,就会看不到受灾最严重的社区。


“数字以某种方式灌输了这种舒适感,但在另一方面,它可能是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惠廷工程学院(Whiting School of Engineering)副教授加德纳(Lauren Gardner)说。她从第一天起就领导着这个全球跟踪器的进度。


对于仔细观察的人来说,霍普金斯这个项目阐述了一个关于当今美国的清晰易懂的故事,其中涉及经济不平等、种族差异和医疗保健。


“数据首次成为了叙事的中心。”该大学公民影响中心(Centers for Civic Impact)执行理事布劳尔(Beth Blauer)说,“我认为在更宏大叙事中需要更多的人情纽带。这让人感觉好像失去了同情心。”



参与疫情地图项目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博士生杜鸿儒(右)和董恩盛。(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整个1月,病毒给董恩盛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位一年级博士生给中国山西的家人打电话,听说了武汉的疫情。


疫情爆发建模是他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当导师加德纳建议他制作跟踪全球感染范围的地图时,他欣然同意。


“我希望利用自己的经验来收集数据,向公众进行展示,”董说,“公众的第一位成员就是我自己。”


加德纳是传染病传播建模的专家,她最初对该项目的愿景并不高,因为她知道疾病报告(或官方跟踪和公布数字的方式)时常前后矛盾。


她认为,通过实时记录数据,她和董可以为学术同事提供统计数据,以供以后分析。


她说:“当我们开始这项工作时,没有公共卫生机构提供的专门的新冠病毒跟踪网站。”


董直接上手工作。在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收集数据,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设计表格,将数据放入可以生成地图的程序中。他有意选择了黑色的背景,红点代表感染。“我想提醒人们,情况正在恶化。”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月22日,董向加德纳展示了他的成果。经过一些调整后,该项目开始运行。红点展示了各国,后来又有各州和各省的已知病例数量,还配有图标列出各辖区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


加德纳和董密切关注媒体报道和推特账户已获取更新,并手动输入数据。早期,病毒在日本和韩国传播,该项目成为一项众包工作,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电子邮件报告新的病例。


数据在Google Sheets中向公众开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标出数据错误或提出建议。


数百万人患病、封锁范围变广、全球经济焦灼,随着灾难形成规模,公众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弄清楚这种可怕的折磨。


该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教授鲁特科(Lainie Rutkow)加入了这个团队。她的想法是,加德纳和董最初从事的工作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更有野心的工具,不仅可以跟踪病毒,还可以为渴求信息的全球受众解释并分析病毒的传播。


同时,该项目背后的机制正在迅速变化。2月,政府开始发布病毒统计数据。


这种转变并没有减轻工作量,而是显示出一个主要缺陷:没有国际机构制定如何计算新冠病毒感染或死亡的标准。每个国家或地区都会发布自己的数据,有时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进行修改,从而极大地改变跟踪器试图识别的趋势。


感染的速度每天都在加快,这为小型团队带来了更多问题。


“起初,我每天更新2到3次,在中午和晚上12点。”董说,“但是人们非常渴望看到数据,因此我不得不每3到4个小时更新一次。但是有时候,当我收集完所有数据后,数据已经在原始数据源中发生变化了,因此,我必须推倒我所做的一切,然后重新收集。”


布劳尔在2月浏览该网站时意识到,她同事们所做的工作击中了她关注的要点。她所在的公民影响中心协助地方和州政府使用数据进行决策。她联系了鲁特科,要求加入该团队。


布劳尔和其他人在3月开始绘制美国版地图以补充全球地图。他们认为,简单的感染和死亡人数统计不足以说明病毒对非裔、拉丁裔及原住民社区的影响。


该小组确定了美国地图中每个县都有3个附加信息。首先是医疗保健能力,不仅指重症监护病房床位数和人员配备数据,还包括人们获得当地医疗保健的方式,比如通过私人保险或医疗补助。其次是每个县的人口统计信息,比如种族细分、失业数据和年龄分布。第三是比较该县与整个州的数据,目的是衡量病毒带来的风险是否均等。


美国版地图于4月中旬上线,由于不同辖区提供数据的方式不一致,很快使该地图变得复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又更改了指南,建议当地卫生官员将可能死亡和可能感染包括在内。有些州做到了,有些没有。有时候,一个州内的一些县会遵循,而另一些县会制定不同的路线。


加德纳说:“在全球范围内不一致是一回事,西班牙提供的数据不同于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提供的数据也不同于美国。但令我疯狂的是,美国一个州内的报告就有那么多不同,更不用说各州之间了。”


那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经和其他地方一样被关闭了。来自多个部门数十名教授、专家及学生组成的团队通过长时间的Zoom会议、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协调。


“在最初的6个半周,我们是边飞边造飞机,而且是以超音速飞行。”该校应用物理实验室成员路易斯(Sheri Lewis)说。


美国版地图很快证明了传闻说法:该病毒对少数族裔社区打击最大。


加德纳表示,美国版地图着重说明了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让疫情更加令人心碎。“当你真正开始查看受影响的人口,种族和年龄,以及社会经济人口统计数据时,它变得更有人情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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