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风波里的中大:这是一个文化与权力的战场?

听听中大的学生、校友,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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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座百年校园的消失丨中山大学拆迁记》一文引起关于中大拆迁的广泛讨论,那么,中大的学生、参与过保育行动的校友,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们邀请了给校长递公开信的在校生、保卫小红楼的核心成员、历史学系研究生、人类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跟大家分享他们对中大保育的行动和思考。

我为什么不能愤怒

我,一个不会光顾修理铺的人,为什么在关注修理铺?因为爱空谈“情怀”?因为“圣母”?

也许只是愤怒。我愤怒于“校方”以发展之名清走不在他们宏图大业里的小角落,而这小角落里还存在着不应被抹去的“人”;我愤怒于“校方”迟缓的体制,暑假之前很难有答复,可是等修假回来,修理铺还会在吗?

我们访问师傅,整理资料,写公开信。在“通报会”上,校长助理告诉我们微信上公开信盛传了一遍,作为收信人的校长最后才收到,这是一种对校长的大不敬,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学校在规划各种发展蓝图之时又是否尊重师生、在学校扎根了几十年的中大人呢?那些在中大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修鞋摊、修车铺师傅们,突然接到十日搬离学校的通知,他们又受到尊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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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修鞋铺

但弱者总归是不能有情绪的。通报会上助理先生义正言辞,学校的一切行为“依法依规”,大家要看到发展的大趋势。我们追问师傅的未来,质疑据说用来替代修理铺的“综合服务中心”修建计划,渴望知道大致的规划与时间。但奉命传话的助理先生告诉我们“我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们”,“现在还没定下来”。

他可以轻易地摆出“克制”的神情,可以轻易地展露自己“愤怒”的变化。我们的冷静与克制却要卯足力气,因为我们不能表达一丁点的不满——那是“偏激”的、是太“自我”的。

但情绪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我愤怒于不平等与建制的傲慢,师傅委屈、不解于一纸公文对他生计的突然剥夺。这些情绪在公权力面前都会被归类为不顾全大局,被归类为不平和不理性不正常不正当。公权力“总是有理”,它的逻辑推演天衣无缝:前途要发展,发展要规划,而规划不可能具体到每一个人,只能顾全大部分人的利益。

一个傲慢的逻辑就此推演,草坪要美——人不能踩,学校要“闯进第一方阵”——修理铺要清除,这一逻辑像圆圈,将一直循环下去,如果我们不愤怒反对。

大学不只是高等学府,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为什么社区的未来能绕过活在其中的人,单凭领导层的一致通过做决定?

愤怒迫使建制反思回应,跳出原有的圆圈。而在愤怒撕裂开原来的循环之后,若建制仍在千方百计地维持原状,那愤怒者只能更愤怒,类似的“大新闻”只会越来越多,彼此渴求的理性与互信都将化为乌有。

                                                                                                                                               中大校园发展关注组成员裴必婷

当年,我在保卫小红楼

近日中大拆迁的争议,让我想起2013年的“保卫小红楼”行动,那一年初学校几乎没有任何拆建的动作,为什么学生要“保卫”小红楼呢?

小红楼准确而言是指学一食堂对面、永芳堂后面的建于1917至1930年间的十几栋模范村红楼,最初是岭南大学时期中国籍教工及家属的住所。

2007年前后,小红楼片区的人员应学校要求逐步搬离。从此,这片红楼便开启了荒废的生涯,至2013年的七年里,大部分红楼无人照看,任由风吹雨打、虫蚁文鼠滋生,甚至房顶坍塌,最后的模样破败不堪、垃圾成堆,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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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前的小红楼

一方面我们看到十几栋小红楼破败不堪,另一方面校园缺乏自由讨论的空间,教室申报等流程非常复杂,师生也不曾有一个可以在课堂上“讲和听”的关系之外平等坐下来讨论和聊天的场所。

来自多个院系专业从大一新生到博士生的学生组成了“中大小红楼关注组”,我们直接进驻到破败不堪的红楼里,征集十几名学生志愿者打扫其中一栋红楼,邀请艺术老师把成堆的垃圾变成装置作品,“占领”了这红楼。

在五月开启保卫红楼的活动风暴,我们想象一切想象,禁止一切禁止,让大家想象我们的校园的另一番模样、看到荒芜空间里迸发大学自由精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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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品

“保卫小红楼”,既是保卫实体的十几栋小红楼,也是去争取和捍卫大学的自由精神。

我们拜访了多位曾住过或非常了解红楼的老教授,进行了口述史的纪录和梳理。在红楼里,我们举办红楼摄影大赛和展览,公益社团做义卖,农民书法家做展览。

在红楼下午茶和夜谈活动里,冯原、郭巍青、邓启耀、夏循祥、陈晓运、周保松等老师、学者都来过。

几乎每天都有一场的读书会和沙龙活动,谈论读诗、自由、死亡等等。还租借了投影设备和电瓶举行多场观影会,甚至开了一场不插电校园摇滚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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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小提琴的学生

在守卫红楼的守夜活动,几周内几乎每晚都有学生在红楼里畅谈大学生活、交流思想,甚至有珠海校区社团来举办活动,也有保安深夜过来和我们聊天。

我们做文创T恤衫,创作了《红楼战歌》,甚至打算办一个小红楼博物馆和图书馆。

当然,那时我们同样遇到了被领导约谈。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的谈话主要是学生和老师提出建议和问题,学校领导用笔记录——如今的领导谈话,主要是领导讲话,学生认真领会其精神,甚至还被开玩笑道受教育不用交学费。

这些都是我还能够清晰记住的活动,实际的活动要多更多。

暑假后的新学期,小红楼正在被学校修缮,几个月后,红楼修复好了,本来是值得庆祝的事,但永芳林没有了!因为小红楼区域是有着非常重要甚至罕见的生物多样性的绿化带,据一位观鸟爱好者说,全国70%的种类的鸟,都能在中大校园找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小红楼模范村,仅留了几棵大树,其余土壤全部掀翻种植了草坪。当然,你也可以说现在光秃秃的小红楼是整齐的,平整的草地是透亮的,以后也会变成美的。只是无论是茂密如巨伞的竹林,还是旺盛的灌木丛,以及不绝于耳的婉转鸟鸣,全部化为不可能复原的叹息。

回到近期的学校规划和拆迁上来,我认为和当年的情况一样,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是因为本应作为大学主体的老师和学生,被排斥在校园的规划的方案之外。

使用校园的主体是师生,为什么偏偏在制定方案时不能够采纳师生的声音,既然规划没有师生参与,那在规划方案出来以后,师生表达异议对具体的一些处理方式提出反对意见是理所当然的,为何学校视他们为添乱找麻烦呢。

比如东区修理铺,三十年来在中大服务师生,单车铺则十几年来与中大有着长期合租合同,期间也经历过校园规划,当时解决办法是从新选地方让他们继续服务。学生老师甚至社会媒体一致呼吁能够留下他们,学校可以强调规划没有违反法律,而修车铺有何尝违过法?留下来既是学生所需,也是其中几位师傅唯一的的生计。然而学校不仅不为所动,不仅始终未有任何相关部门出面解决这件事情,反而一次又一次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安抚”那些充满社会关怀的学生。

我以小红楼关注组“致中大人的一封信”里的话作为结尾吧,希望能对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面对这次规划和拆迁有所启发:

对于一所著名大学来说,历史悠久的老建筑和物理空间都是大学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大学里的各方共享,它们的未来应该由各方共同决定。也许不是从事建筑与规划的专业人员,也许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也许并不周全的建议。我们有自信,我们对母校充满热爱我们希望在未来小红楼的历史中,能为学生保留一份自主开发的公共空间。为何不用想象力和创造力为小红楼的保护与规划先作出一个抛砖引玉的实践呢?我们率先提供一种可能性,激发万千种可能性等待填充和探讨——无论是来自校方、老师还是同学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当各方都能充分关注时,我们相信离这批遗产的美好未来也就不远了。我们自始至终抱着完全开放、理性、积极和建设性的心态,参与到小红楼的一系列活动中。我们希望,有个属于中大的地方,永远为学生保留。代替那存在着白蚁和垃圾的绿瓦红墙,将是这样一栋小红楼,在那里,想象力与行动力盛开不绝。

                                                                                                                                                   中大小红楼关注组核心成员

怎样的中大值得爱?

关于中大校园建设管理的讨论、争议从来没有停歇过。

2003年春,中大康乐园图书馆总馆改扩建工程启动,师生得知将会移走图书馆周边原有的树木时,纷纷在校园网上抱怨。于是,当时的黄达人校长在校园网上发表《我也爱马岗顶的树》一文,不仅解答了师生的疑惑,而且获得了师生的认可。(大家终于明白为什么图书馆的形状是那么七弯八拐的了吧?那是为了少砍些大树。

“一座百年校园的消失”实为夸大其词。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并不是有红砖裸露的建筑就可以被称之为中大的“康乐红楼”,晚清民国岭南大学校园兴建的小红楼早已被尽数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拆的话是违法的,就算是修缮都要向文物部门报批。

而最近中大上报广州市政府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早就画出了一条红线把康乐园中轴线两侧的红楼区域划成“建设控制地带”,72栋历史性建筑一栋都不会拆,而且市政府批下来的规划拆建量已经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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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线内为历史文物保护范围

就如地规学院袁奇峰教授指出的,这次要拆掉的建筑都是毛时代1960年到1980年学工学农时代的建筑,当中不乏如生科院大楼那样“1960年代的竹筋结构,真正的危房”。恐怕大部分中大人都认同:康乐园的百年历史风貌是晚清民国一座座小红楼撑起来的,而不是毛时代“多快好省”建起来的校办工厂。

拆了一些毛时代的校办工厂和一些改革开放后建的厂房住房,我们百年康乐园就不再有历史韵味了?开玩笑!所谓“一座百年校园的消失”根本就是伪命题,真正的小红楼也没有被“越拆越少”。

其实,这次拆迁争议真正的关键是:我国的建筑文物领域一向重古代和民国而轻毛时代,如今毛时代建筑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极少。尽管毛时代建的很多东西也确实丑,但国内一些毛时代的工业区(如北京的798、广州的红专厂、东方红创意园)也已得以保留活化作文化产业用途。

但我们不可能把毛时代的建筑都保留下来,还得从建筑价值、历史价值、土地区位价值等多方面考量,哪些建筑是优秀的历史建筑?哪些建筑可以拆掉提高地块的利用效率?比如该文作者提到的修缮科工场,到底是不是如摄影师所说“相当考究,工艺精细,结构稳固”,恐怕还是要让历史建筑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判断。(一些同学表示平时经过是觉得当中的工作、居住条件比较恶劣。)

如果说要批评建议的话,一来校方应该对拟拆的旧房子做一些数据和图像的记录收集,毕竟是中大历史的一部分。二来如果中大校方能留下一两栋毛时代建筑修缮活化继续利用,那是锦上添花。

在这些拆迁、建设的过程中,校方极少有民主讨论征求意见容易堵塞民意积累情绪。但这不代表我们要对盲目地对一切的拆建say no。

如果我们要的是一成不变的历史校园,也不会有今天被拆掉的毛时代建筑存在。难道我们要为了让个别校友在重回校园时找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当年的校园”满足他的情怀而让康乐园一成不变?南校区仅有的体育馆英东体育馆建于1988年,距今已经快三十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一个新的、设备更完善的体育馆?南校有些宿舍楼还是每层只有一个公共卫浴,有些宿舍楼还是六人间,这久为人所诟病,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新建更现代更完善更舒适的宿舍楼?

人不可能活在历史和怀旧里面。彻底抛弃历史的中大不值得爱,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的中大更不值得爱。在保有一定量的优秀历史建筑、历史校园基础之上,我们应当支持一切合理的新建设。至于大规模的拆建是不是应该分阶段进行以减少对学生生活的影响,则是可以理性讨论的。

                                                                                                                                               黄海禺君,中大历史学系研究生

这是一个文化战场

文化保育的背后是文化平权的斗争。

是的,文化本来没有清晰具体的指向,它只是弥散在我们生活中的观念、实践和物质形态。如果说苏武牧羊似乎反应了中国人忠君爱国的文化,那么水浒传又是什么呢?在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和立场的人群、阶层和阶级对于文化的所见和所需都是不同的。

那么,谁来为所有人阐述历史、设定未来就成了关键的问题。所谓强权者或统治阶级,决不仅仅是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听命,而是把你编织进他们的世界观里成为不自知的陪衬者——高低贵贱和阶序就这样“合法”地产生了。

文化保育不只是文物保护及活化,它比后者的范畴广得多,也能比后者基进得多。它所看重的未必是时间、美学和技艺本身,而是某个群体及其生活方式存在的正当性。以文化的形式,某种政治能否自存与自卫才是根本。

在中大校园里,2013年的保卫小红楼运动(学生为反对建筑遗产的整体商业开发而占领这些楼房),2015年草坪事件(反对校方以景观美化的名义禁止人们在草坪行走坐卧),2016,也就是近期大规模的拆迁/搬迁(以修车师傅的去留问题为引爆点)都是这一文化斗争的反映,其斗争核心是:谁来定义美,谁来定义秩序,谁来定义可欲的公共生活原则。 

显然,在一个强弱立判的格局中,来自弱者的文化平权斗争带有天然的反抗性质。它质疑并挑战强权者的定义及其对政治的抹灭——似乎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一切都是没有争议的。

作为一种文化反叛的文化保育从一开始就应无可逃避地镶嵌于权力格局中的,并也因为这样它才不是专家式清谈者的自怨自艾,它是勇敢地与文化强权者进行斗争它要的不是“一方净土”,而是一个文化战场。它要在行动中回答谁是文化主体。

                                                                                                                                                   中大校友,人类学研究者

中山大学 中国 拆迁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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